史家眼中的乾隆—《皇帝亦凡人》

《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是歐立德感於乾隆在歷史上極有代表性與影響力,卻沒有關於他的西方語言傳記,因此意圖用近三十年來新的清史研究成果撰寫一本簡短且真實的乾隆傳記。書中材料主要運用滿、蒙、漢不同語言的清朝官方檔案、中國學者之相關著作,以及乾隆自身詩文繪畫作品、生活在宮廷中西方教士的信件為參考資料寫成。

近年清宮劇風潮正盛,熱潮從《後宮甄嬛傳》到《如懿傳》仍未見退燒,雖然此類歷史劇能讓觀眾多少對清代宮廷有一些認識,不致全然陌生,但劇情多由小說改編,或許為了增加可讀性,經常與歷史事實相差甚遠,甚至憑空杜撰,想介紹一本由歷史學者歐立德所撰寫的乾隆傳記《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

歐立德先生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亦是北美漢學界「新清史」研究的主要學者。新清史跳脫傳統的「漢族中心論」,著重於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及其作用,並區別清朝和歷代漢族王朝的差異

此書是作者感於乾隆在歷史上極有代表性與影響力,卻沒有關於他的西方語言傳記,因此意圖用近三十年來新的清史研究成果撰寫一本簡短且真實的乾隆傳記。書中材料主要運用滿、蒙、漢不同語言的清朝官方檔案、中國學者之相關著作,以及乾隆自身詩文繪畫作品、生活在宮廷中西方教士的信件為參考資料寫成。

《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試圖從不同面向間拼湊出乾隆之真實形象,全書共分為九章。首兩章簡述乾隆的身分轉換,從皇子到初登基,如何繼承其父祖之統治路線及開創自己的時代,第三章探討乾隆的家庭角色,如何扮演一個丈夫、兒子、父親,四到八章則分別闡述乾隆不同的統治方針,包括維護滿洲文化、巡遊政治、邊疆政策、文化政策,應對西方列強勢力進入中國。第九章敘述乾隆統治末期,面對人口快速增長、官場腐敗,民亂四起,清朝的盛世開始走向下坡。最後的結語〈皇帝亦凡人〉,敘述乾隆在歷史評價的轉變及總結作者對於乾隆統治的思考與評價。

本書原先設定的目標讀者應是西方社會中的歷史入門者或一般大眾,書中將乾隆類比為伊莉莎白一世、路易十四,也將中西方同時發生的事情相對照,有助於西方讀者以既有知識建構相關概念,書中多會用相當淺白的文字說明清朝的制度、機構。但對於熟悉中華文化背景,或對乾隆朝歷史已有相當概念之讀者,則可能認為書中部分註釋略嫌累贅。

學界對於清朝統治者雖為異族,卻能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因素有眾多看法,何炳隸提出成功的關鍵在於統治者採行有系統的漢化政策,歐立德則認為,清朝統治者是在「滿洲本位主義」和逐漸「涵化」中尋求平衡,在政治制度多處承襲明制,如六部、舉辦科舉使漢人有管道能進入統治階層,然而同時要求所有漢人男性剃髮留辮表示臣服。

乾隆眼見作為國家根本的八旗子弟漸不擅騎射,耽溺於漢族的城市文化中,喪失滿族的自身族群認同,感到十分憂心,為維護滿洲傳統,乾隆做了多項努力。其中,乾隆認為語言是影響族群認同的關鍵,因此設立官學教授滿語,要求滿洲官員與他用滿語對談,並且下令將中國主要經典及佛教經典翻譯為滿語,希望能使滿人更容易接觸、學習,進而提升滿語的地位。

圍獵則是乾隆認為可以磨練軍事技能並維護滿洲傳統的方式之一,在其統治期間,共舉辦五十幾次。除語言及圍獵外,乾隆資助編纂《滿洲源流考》希望建構一完整「民族史」,強調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對滿洲傳統信仰「薩滿教」儀式編纂專書,期能藉由統一規範影響滿洲人民的精神領域。

乾隆在制度面的努力則可見於對八旗制度的改革:編制八旗成員清冊,使部分旗人出旗為民,降低國家經濟負擔。對旗人發放錢糧與土地,改善其經濟生活,使八旗制度得以維持。但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措施非但未能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反而使部份旗人不願從事生產,更依賴國家援助。

從現代回顧,乾隆維護滿洲傳統的努力成效相當有限,自嘉慶皇帝後,沒有皇帝再舉行過圍獵。在嘉慶與道光兩朝,八旗子弟滿文能力下降,表現在參加翻譯考試的人數和素質上,翻譯通順或能翻但有錯誤者,不過三、四成,不能落筆者竟逾半數,到清代晚期,日常交流中,漢語已取代滿語地位。

從〈滿洲成功的困境〉一章,可見歐立德的新清史學派立場,詳述乾隆雖喜好儒家經典、作詩繪畫,但不願見到滿人漢化過快,致力於維護滿洲傳統,與漢人做出區別。但本書未討論到為何在乾隆之後,旗人仍然持續漢化?

歐立德與其他學者的不同觀點

乾隆認為允許外國來中國貿易是對他們的「施恩」,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效益。因此在英國派遣使臣馬戛爾尼來訪,希望與清朝進一步貿易時,乾隆態度異於其祖父康熙,並未對西方事物表現出絲毫興趣,並對英國國王敇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巾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某方面來說,這態度相當自負,將阻礙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交流、進步的可能。

歐立德則認為乾隆執政時,中國領土遠大於歐洲各國,人口更是歐洲的三倍,國內政治形勢穩定、財富充足,如果僅為了商業利益,乾隆的確完全沒有必要跟英國建立起密切關係 ,派遣中國使臣經歷危險航程至英國交流。

另一例為歷史學家多批評,乾隆南巡六次過於勞民傷財,雖名為視察民情,卻僅限於與地方精英的交流,未進一步接觸農民、工匠等民俗 。歐立德予以反駁,認為以清朝經濟規模而言,南巡的花費雖龐大但不過分,且必須考慮到「清朝是個世襲的君主專制國家,而非現代『民享』政府」,君主沒有考慮到這些錢財是否有更好的用途也就不足為怪。


本篇參考書目:

[1] 鄭天挺等編著,《清史》,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2] 劉世珣,〈評介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nth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第14期(臺北,2010.6)。

[4] [美]歐立德(Mark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2(臺北,2006.12),頁1–18。

[5] [美]歐立德(Mark Elliott),《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新北:八旗文化,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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